“小人物不得好活，大人物不得好死”，這話是我說的，但卻是從李敖語錄中化出來的。李敖的原話如此：“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強者，多不得好死。”在我看來，李敖的許多話當不得真，這句話卻說得極其到位。對弱者來說，他們體會得到的是生活的艱辛，生存的不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的無奈;而對強者來說，體會得到的是事業的輝煌，生命的張揚，“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的狂放。但是，甘蔗豈有兩頭甜，強者往往是眾矢之的，處于明槍暗箭、陰謀詭計之下，一招不慎，就有可能全盤皆輸，敗走麥城，以各種非自然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強如薩達姆者最后不是走上了絞刑架嗎？此乃為“不得好死”。

《史記》中“不得好死”的大人物可謂多矣，“不得好死”的方式也可謂千奇百怪。

屈原是早期著名的“不得好死”者。

屈原是文人參政的早期代表，他既是當時楚國坐頭把交椅的文學家，又是楚國政壇叱咤風云的高級官員，深得國家領導人的信任。入則和楚王探討國家大事，制定政令;出則接待各國使節，處理外交事物。屈原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達到了文人從政的巔峰。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你的文章寫得好，你的官做得大，可是，憑什么好事都讓你占完？在同僚的暗算之下，楚懷王慢慢開始疏遠屈原。

如同一切文人一樣，屈原從來不會從自身找原因，反而埋怨最高領導人是非不分，賢愚不辨。他片面地夸大了內心的苦悶，寫出了中國文化史上第一篇反對體制的詩章—《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本來就是屁大點事，經過屈原生花妙筆的渲染，最后成了關乎民族存亡的大問題。他追述到帝嚳往事，贊揚齊桓偉業，敘述商周德政，以此來批評時政。這不是明顯的厚古薄今嗎？僅僅厚古薄今還不可惡，最為出格的是，屈原把自己弄成了污濁世界里的圣嬰。他在塵埃之外浮游，不被世俗玷污;他清白高潔，出污泥而不染;他情操高尚，可與日月爭輝。你看，這是人話嗎？

最終的結果是屈原被放逐，即使這樣，仍沒能改變屈原怨天尤人的個性。面對浩浩江水，他大聲說：“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自大兼自戀使他痛不欲生。

于是，屈原“懷石遂自沉汩羅以死”。身體縛上石頭，屈原毫無懸念地沉入了汨羅江底，創造性地推出了一種靈活的投水方式，同時也預告了文人從政的可能結局。

但賈誼不以為然，總認為自己要比屈原幸運一點。

賈誼是洛陽人，少年得志，18歲時就以文章聞名當地。后被漢文帝征召，擔任博士之職。所謂博士，是皇帝的高級顧問，相當于今天所說的智囊，比后來的博士研究生不知重要了多少倍。當時賈誼才20出頭，是漢朝開國以來最年輕的一個博士。漢文帝喜歡他，每每對他予以破格提拔，一年之內，賈誼就升任太中大夫。太中大夫掌參謀議論之事，俸祿已達千石。賈誼成為了漢朝政壇上冉冉升起的一顆明星。

此后，各項法令的更改，以及諸侯必須到封地去上任等重大決策都出于賈誼的主張。由于政績突出，漢文帝甚至想再次破格提拔賈誼，讓他位列公卿。賈誼地位的火箭式上升，自然引起了一批開國元勛的不滿，周勃、灌嬰等都十分嫉妒賈誼，在誹謗賈誼一事上結成了堅固的統一陣線。眾口鑠金，漢文帝慢慢疏遠了賈誼，風光一時的賈誼最后很委屈地做了地方官，被任命為長沙王的太傅。

從首都來到長沙，賈誼內心的失衡無可挽回，他以屈原自比，經常自怨自艾。后人因此說：“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吊豈知？”

后來賈誼曾被召回京城拜見皇帝。當時，漢文帝正坐在宣室，接受神的降福保佑。因文帝有感于鬼神之事，就向賈誼詢問鬼神的本原。賈誼也就乘機周詳地講述了所以會有鬼神之事的種種情形。到半夜時分，文帝已聽得很入神，不知不覺地在座席上總往賈誼身邊移動。聽完之后，文帝慨嘆道：“我好長時間沒見賈誼了，自認為能超過他，現在看來和他還是有一定的差距。”這段往事也有人詠嘆：“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不久，漢文帝任命賈誼為梁懷王的太傅。梁懷王是漢文帝的小兒子，深受文帝寵愛。梁懷王酷愛讀書，因此才讓賈誼當他老師。幾年之后，梁懷王因騎馬不慎，掉下馬背，當即摔死。梁懷王的死本來和賈誼沒有什么關系，賈誼卻自己鉆進了牛角尖，堅持認為是自己沒有盡到太傅責任才導致了梁懷王的死亡。他走進了自己編織的羅網。

于是，賈誼堅持哭泣，這一哭就是一年多，直到最后死去，那年他才33歲。

賈誼是第一個“哭死”的文人，雖沒有創意，但也算得上“不得好死”，堪稱一奇。

賈誼不是第一個因自責而死亡的人，在他之前還有兩個大人物心懷自責而死。

一個是秦國大將白起。白起可是響當當的人物，自己營壘的人稱他為戰神，敵人則稱他為殺人王。

白起是秦昭王時期的將領，善于用兵，曾領兵進攻韓、魏聯軍，在洛陽一帶創下了斬敵二十四萬、奪城五座的驕人戰績。白起不知疲倦，最大的愛好就是打仗，以至到了使韓國、魏國、楚國、趙國的士兵聞風喪膽的程度。

真正讓白起名揚天下的是長平之戰。

昭王四十七年(前260)，秦國攻韓國，奪取上黨。上黨百姓紛紛逃往趙國。趙國在長平屯兵，接應上黨百姓。于是，秦國借此機會進攻趙國，趙國派廉頗帶兵迎戰。趙國軍隊是本土作戰，因而廉頗高筑圍墻，堅壁不出，想以持久戰來拖垮敵人。

為了速戰速決，秦國施行反間計，導致趙國以趙括取代廉頗率兵攻擊秦軍。秦國委派白起擔任上將軍，要與趙國決一死戰。軍事理論甚是了得的趙括走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發兵進擊秦軍。秦軍佯敗而逃，同時布置了兩支突襲部隊逼近趙軍。趙軍乘勝追擊，一口氣追到秦軍大營。但是，直到此時趙軍才發現秦軍營壘十分堅固，難以攻入，而秦軍的一支突襲部隊已經切斷了趙軍的退路，另一支快速部隊已經插入趙軍的營壘，趙軍就這樣被徹底分割包圍。

這樣一圍就是月余，餓紅了眼的趙兵自相殘殺，以人肉充饑。秦軍在白起的指揮下發起猛攻，射殺只會紙上談兵的趙括，四十萬趙軍成為俘虜。之后，白起采用欺騙手段，將四十萬趙國降兵悉數活埋，四海震驚。

長平之戰打出了秦國的威風，從此，秦分兩軍分別攻打韓國和趙國。兩國驚恐萬分，緊急籌集資金，派蘇代攜巨款賄賂秦相范睢。蘇代對范雎說：“白起擒殺趙括，圍攻邯鄲，趙國一亡，秦就可以稱帝，白起也將封為三公，您只能屈居白起之下。既然如此，你還不如做做工作，讓秦王同意韓、趙割地求和，這樣白起就不會再得滅趙之功，您也可以繼續做您目前的位置。”

于是范睢以秦兵疲憊、急待休養為由，請求允許韓、趙割地求和，終得秦昭王應允。白起眼看煮熟的鴨子撲棱棱飛到了樹上，從此與范睢結下仇怨。

后來，秦國再次出兵攻打邯鄲，白起堅決反對秦王發兵，并且明確表示決不掛帥出征。即使秦王親自命令，范雎親自動員，白起照樣不給面子。秦王無奈，只好改派別人，結果秦軍傷亡慘重。聽到這樣的消息，白起開始說風涼話：“如果聽從我的勸告，怎么會有今日慘敗？”這不分明是讓秦王丟人嗎？昭王聽后大怒，他媽的，你小子竟敢說我不行，既然如此，那就讓你小子去練練。于是秦王強令白起出兵，白起自稱病重，再次拒絕了秦王的任命。昭王一怒之下把白起貶為普通士兵，勒令白起遷居陰密(今甘肅靈臺)。戰無不勝的白起一夜之間又成了平頭百姓。

之后不久，白起狼狽地離開首都，剛走出不遠，昭王與范睢等群臣商議，白起被貶，心中定然不服，與其這樣，不如處死。于是，昭王派使者拿了寶劍，令白起自裁。

白起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話是：“罪孽啊罪孽，悔不該當年我坑殺趙國降卒四十萬！”之后伏劍自刎。他帶著悔恨，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同樣自責和悔恨的還有蒙恬。

蒙恬是秦始皇時代的人，從他祖父那一代開始，他們家就一直為秦國服務。到了蒙恬這一代，他們家在秦國擁有了相當高的知名度。秦始皇統一中國后，任命蒙恬為將軍，率領三十萬大軍對抗匈奴。

蒙恬是秦始皇最堅定的支持者，更是秦國數一數二的奇才，長期與匈奴角逐于大漠之上，使他對怎樣贏得勝利有了直觀的認識。為了徹底御敵于國門之外，他毫無保留地貫徹始皇帝的命令，開始一項史無前例的重大工程—修筑長城。蒙恬既不招標，也不搞什么開工剪彩，甚至連圖紙也沒有就大張旗鼓地干了起來。他利用地勢，設置要塞，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了一個西起臨洮、東到遼東、逶迤綿延一萬余里的龐然大物。

后來，著名作家卡夫卡寫過一篇十分令人費解的小說《萬里長城建造時》，在這篇小說中，卡夫卡寫道：

中國長城是在其最靠北的地方竣工的。此項工程分別由東南和西南開始，最后交匯在這里。在東西兩路筑墻大軍中，又在更小的范圍里實行這種分段修筑的方法，于是修筑城墻的人就被分成一個個二十人左右的小隊，每個小隊負責修筑出五百米，然后一個相鄰的小隊再朝他們修筑同樣長的一段。可是當這兩段連通之后，卻并沒有接著這一千米的頭繼續往下修，更確切地說，這兩個小隊又被派往完全不同的地區去修筑長城。采用這種方法自然就產生了許多大豁口，它們是逐步緩慢地填補起來的，有些甚至到長城宣布竣工之后才填補上。是的，據說有些豁口根本未被堵上，雖然這是一種大概只能在圍繞這項工程而產生的眾多傳說中見到的看法，但由于這項工程規模太大，靠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標準是無法核實這些傳說的，至少單個的人做不到。

是的，蒙恬就是這樣修建萬里長城的。只是他當時的確沒有想得太多，不然，他完全可以把長城修得更好。即使這樣，靠著這一項偉大的工程，蒙恬徹底樹立了自己的高大形象，終秦始皇一朝，沒有人敢和蒙恬爭寵。

然而，當秦始皇駕崩于出巡途中之后，蒙恬的好日子也走到了盡頭。趙高、李斯矯詔扶持胡亥為太子。為了掃除后患，清除異己，胡亥派遣使者，捏造罪名，判處公子扶蘇和蒙恬死罪。公子扶蘇死心眼，看到朝廷的命令隨即自殺。蒙恬卻對判決產生了懷疑，強烈請求申訴。趙高惟恐掌握兵權的蒙恬再次走向權利中心，就暗中陷害蒙恬弟兄。在趙高的陷害下，秦二世先殺死了蒙恬的弟弟蒙毅，后派使者對蒙恬說：“你的罪過太多，你弟弟蒙毅的罪過也都可以牽連到你。你自己想想你應該受什么懲罰吧。”蒙恬喟然長嘆：“是啊，我罪孽深重，本來就該被處死。萬里長城就是經我的手完成的，它起自臨洮接連到遼東，筑長城，挖壕溝，這中間能沒有截斷大地脈絡的地方嗎？看來，這就是我的罪過。”蒙恬終于找到了自己的罪過，找到了自殺的理由，于是服毒自盡。

這是又一個心懷愧疚而死的人。

很多人為蒙恬鳴不平，認為他死得冤枉，但我認為，蒙恬的臨死陳詞也許是正確的—萬里長的長城所耗費的不僅僅是秦王朝的人力物力，在某種程度上也改變了秦王朝的國家風水走勢。天地之間突然冒出來一個長城，瞬間改變了秦帝國的命運流程，誰能說，秦王朝那么短命和長城沒有一點關系呢？因此，蒙恬的自責可能是真實的，自殺之前的真實心態可能就是慚愧。

只是他沒有想到這條長城可以為后代帶來滾滾財源，并被列入世界奇觀，否則他自殺時也許不會那么難受和自責了。

相對來說，接受賜死已經是上上的死法了，至少保留了死者應有的尊嚴—雖然也是不得好死。同樣是將領，李牧就沒有他們那么幸運了。

李牧是戰國時期趙國北部邊境的良將，長期駐守雁門，防備匈奴。作為領兵在外的將領，李牧享有極大的自主權，譬如，他有權根據需要設置官吏，防地內城市的租稅都送入李牧的幕府，作為軍隊的經費。每天宰殺幾頭牛犒賞士兵，教士兵練習射箭騎馬，小心看守烽火臺，多派偵察敵情的人員，對戰士待遇優厚。訂出規章說：“匈奴如果入侵，要趕快收攏人馬退入營壘固守，有膽敢去捕捉敵人的斬首。”匈奴每次入侵，烽火傳來警報，立即收攏人馬退入營壘固守，不敢出戰。像這樣過了好幾年，人馬物資也沒有什么損失。可是匈奴卻認為李牧是膽小，就連趙國守邊的官兵也認為自己的主將膽小怯戰。趙王責備李牧，李牧依然如故。趙王發怒，把他召回，派別人代他領兵。

此后，每當匈奴進犯，新上任的將領就出兵迎戰。也許是綜合實力不濟，趙軍屢次失利，損傷慘重，以至最后趙國北部邊境上已經無法繼續耕田、放牧。被逼無奈，只好回過頭來再請李牧出山。這次輪到了李牧擺架子，他閉門不出，推說有病。面對趙王的一再強求，他說：“您如果一定要用我，就必須給我完整的指揮權，其實我的要求也不高，只是讓我和原來一樣可以自己決定迎不迎戰就行了。”事情到了這個份上，趙王還有不答應的道理？

于是，李牧開始了一項深謀遠慮的事業。

李牧再次走馬上任。老將領，老辦法，老對策，不論匈奴如何叫陣，李牧一概當縮頭烏龜，弄得匈奴好幾年都一無所獲。世界人民都認為李牧膽怯，可李牧似乎從不介意。邊境的官兵每天得到賞賜可就是無用武之地，因此心里也很郁悶。因此，大家摩拳擦掌，躍躍欲試，都盼望著實實在在地打一仗。在這樣的背景下，李牧暗中準備了精選的戰車一千三百輛，精選的戰馬一萬三千匹，敢于沖鋒陷陣的勇士五萬人，善射的士兵十萬人，全部組織起來訓練作戰。同時放出大批牲畜到處食草，放牧的百姓也是漫山遍野。匈奴小股人馬入侵，李牧就假裝失敗，故意把幾千人馬舍棄給匈奴。

單于堅信李牧和他的軍隊沒有一點戰斗力，就率領大批人馬入侵。他哪知李牧早已暗中布下奇兵，張開左右兩翼包抄反擊敵軍。驕傲慣了匈奴根本沒有任何防備，就在毫無戒心的情況下與李牧的精兵交鋒了。結果可想而知，李牧大敗匈奴，斬殺匈奴士兵十余萬，單于狼狽遁逃。

此后十多年，匈奴不敢接近趙國邊境城鎮。

趙悼襄王元年(前244)，趙國派李牧進攻燕國，攻克了武遂、方城。過了兩年，龐煖打敗燕軍，殺死劇辛。又過了七年，秦軍在武遂打敗并殺死趙將扈輒，斬殺趙軍十萬。趙國便派李牧為大將軍，在宜安進攻秦軍，大敗秦軍，趕走秦將桓齮。李牧被封為武安君。又過三年，秦軍進攻番吾，李牧擊敗秦軍，又向南抵御韓國和魏國。

趙王遷七年(前229)，秦國派王翦進攻趙國，趙國派李牧、司馬尚抵御秦軍。秦國向趙王的寵臣郭開賄賂很多金錢，讓他施行反間計，造謠說李牧、司馬尚要謀反。趙王便派趙蔥和齊國將軍顏聚接替李牧。李牧不接受命令，趙王便派人暗中乘其不備逮捕了李牧。很快，李牧就被秘密處決，這是典型的“不得好死”啊。

李牧不明不白地死后三個月，趙國就被滅掉了，“趙國”從此成了一個歷史名詞。

還有幾個大人物同樣“不得好死”：晁錯、李斯—被斬于鬧市，酈食其—被扔進燒開的油鍋。

社會在進步，物種在滅絕，殺人的方式也在減少，至少現在已經沒有了公開的“烹”這種殺人方法。

本文摘自《史記十九類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