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雍正之所以上位成功，主要是隆科多和年羹堯兩個人，一內一外，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所謂“一內”，指的是隆科多利用步軍統領的職權(他當時統轄步軍五營約兩萬多兵力)，封閉京城九門，讓雍正的反對派們成了甕中之鱉，同時又完全斷絕他們和外界的聯系，控制了雍正即位后京師的秩序;所謂“一外”，指的是雍正通過川陜總督年羹堯震懾并鉗制十四阿哥胤禵，穩定西北局勢，倘若胤禵舉兵造反的話，斷難通過年羹堯這一關。

中國的古話常說，鳥盡弓藏，功盡人亡，功臣一般都是不得好死的。曾經有個浙江錢塘的舉人汪景祺，因為在仕途上混得不順利，后來便投書給年羹堯，奉承他是“宇宙之第一偉人”，說唐朝名將郭子儀等人和年大將軍相比，不過是“熒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滄溟”，還說他“制敵之奇，奏功之速”，歷史上無人可及。汪景祺的馬匹功夫很到位，捧得年羹堯心里樂開了花，于是便將他收入幕中。

后來，汪景祺給年羹堯又上了一書，叫《功臣不可為》。他在書中說，功臣之所以難做，問題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別人作亂，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亂;但亂平后，往往又猜疑功臣，他們認為功臣既然能定亂，必然也能作亂，因此對功臣起疑懼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賞后，往往會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傷，要是功臣壯著自己的功績，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諫的話，往往會被主子認為驕橫，進而怒之厭之。如此一來，“進不得盡其忠節，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無論如何都要獲罪，難逃一死。

汪景祺寫書的時候，正是年羹堯得意之時，他沒有理會汪景祺的勸告，不料后來年羹堯獲罪時這書被發現，反成了年羹堯的一大罪狀。在查抄年府的時候，偵察人員又發現了汪景祺的一首七言絕句，里面有一句說“皇帝揮毫不值錢”，把雍正氣得幾乎吐血。結果汪景祺被處斬，妻子發黑龍江給窮披甲人(軍士)為奴，五服內的族親全部革職。

和汪景祺類似的還有個叫錢名世的人，他和年羹堯是鄉試的同年(同年中舉)，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堯進京的時候，錢名世上奏說年羹堯平定青海有功，請求為之立碑。年羹堯倒霉的時候，錢名世也被連累，雍正說他的行為是文人的無恥鉆營，并親自寫了四個大字送他，曰：“名教罪人”！

不僅如此，雍正后來還革了錢名世侍講學士的職，把他趕回老家，并命地方官特制一個寫有“名教罪人”的大匾掛在錢名世家里。更搞笑的是，雍正還讓舉人、進士出身的京官每人寫首詩諷刺錢名世，最后還非得讓錢名世親自將那些諷刺詩文編輯出版，作為宣講材料發到各地讓人學習。有個侍讀學士吳孝登詩寫得謬妄，被雍正流放在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還有幾個人詩寫得不認真，也被革職，處罰甚至超過了錢名世。

再說那年羹堯，也非等閑之輩，他本是漢軍鑲黃旗人，父親年遐齡曾做過工部侍郎、湖北巡撫，哥哥年希堯也曾做過工部侍郎。這些還屬平常，關鍵是年羹堯的妹妹是胤禛的側福晉，雍正即位后被封為貴妃。如此說來，年羹堯還是雍正的大舅子。不過，年羹堯雖說是標準的皇親國戚，但他本人是有真本事的。他后來雖然以軍功著稱，但他年輕的時候卻是中過進士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并且還做過翰林院的檢討，這是很不容易的。

因為妹妹的這層關系，年羹堯和雍正的關系自然大不一般，他在官場上也是一帆風順，他先做四川巡撫、后升為四川總督，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做上了川陜總督。康熙死后，雍正命他與接替撫遠大將軍胤禵的延信共同執掌西北軍務。由此，年羹堯和隆科多成為雍正即位后的左膀右臂，備受恩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