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華夏民族開始造清廷的反，超越荊軻的男子漢一個接一個。

21的石堅如，暗殺清兩廣總督德壽，未果被俘，壯烈犧牲；石堅如之后是萬福華，謀刺清保守派代表人物鐵良，未果逃亡；萬福華之后是王漢，再刺鐵良，未果自盡；王漢之后是吳樾，炸清出洋五大臣而壯烈犧牲；一個又一個漢武士以身殉國，殺身成仁，刺破了滿清政權這塊鐵板。

當被統治人群不怕死時，統治者就怕了。是時，清廷大小官員陷于恐怖之中，大吏們談虎色變，不敢再對革命黨人輕言鎮壓，甚至出現過這樣的怪事——在北京的滿清皇室貴胄暗自遣人去東京，每人向同盟會“捐贈”萬兩白銀，用以“贖買”自己的項上人頭不與身體分離。

華夏熱血男兒，以不怕死的拼殺，撕開了漫漫長夜一道裂縫。這些刺客們，從膽量上不輸荊軻，從思想上超越荊軻。當時就是日本武士，也對他們欽佩有加。日本著名武士宮崎滔天在《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中，曾這樣贊嘆史堅如：“貌美如玉，溫柔如鳩，先天下之憂而憂……”壯哉！

日本人與中國人的最大不同是什么？不少日本學者認為是對死亡的態度。

活躍于20世紀上半葉的日本著名學者德富蘇峰曾將日本人和中國人的生命觀作了對比，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日本人珍惜生命，但不怕死。中國人把人命看得不值錢，卻又怕死。

如此結論，不免有厚此薄彼之嫌。他們的依據在哪里呢？

對此，他們舉出了中日兩國的改革實例對比。

日本的明治維新為什么成功，中國的戊戌變法為什么失敗？他們認為，要因之一，就在于中國的維新黨太怕死，而日本的改革者則非常敢于犧牲。日本明治維新，有多少義士拋頭顱撒熱血，豁出性命與頑固勢力做武裝和暗殺大戰。而反觀中國，那些“公車上書”的書生，大都動口不動手、紙上談兵，只有一個譚嗣同慷慨赴死，其余都是被動地死。那些四散而逃的維新文人們，之后玩起了保皇的“非暴力”的政治游戲，再難成事。

而20世紀初中國為何出現了一群年輕的不怕死刺客？他們受到了怎樣的洗禮？

一言以蔽之，他們受到了“新武精神”的洗禮。

這些年輕的刺客們，大多來自同盟會。這是以孫中山為首的漢民族精英成立中國首個革命黨——他們就是要以“新武精神”，推翻滿清政權。

同盟會筆桿子、國學大師章太炎，對“新武精神”具有創造性發揮，他將民權新思想和無學祖元之禪道結合一處，鼓勵華夏男兒重義輕生、視死如歸：

“天下亂也，義士則狙擊人主，其他藉交報仇，為國民發憤，有為鷗梟于百姓者，則利劍刺之，可以得志。”

章太炎說，天下大亂，一個義士為了國家民族大義，可以刺殺他的主人。這正是現代大俠的品格。

“一緣既絕，萬念俱消。”

章太炎還說，一個人如果執著于一個信念，則絕斷了這個信念，人活得就沒有意義，人生的所有念頭都化為灰燼。章太炎這樣說，是鼓動青年為民族解放革命而死，促成了晚清華夏男兒的“自戕成仁”之風。那些行刺的勇士們覺得自己拋灑熱血是“普渡眾生”，單純的肉身生命毫無意義，唯有將速朽的肉身生命投入到更大意義的事業之中，才能化為永恒的精神留名青史。

惟有“犧牲”才能求得“永生”。

——有了如是精神的原動力，革命者自可瀟灑赴死，“輕去就而齊死生”。

晚清維新學者梁啟超對“新武精神”也有貢獻。在20世紀初葉中國，《新民叢報》是最有影響力的刊物，作為該報主筆的梁啟超大力倡導新武精神。雖然他對俄國沒有興趣，卻對不怕死的俄國虛無黨人大為贊賞。他寫了一篇題名《論俄羅斯虛無黨》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大力介紹俄國虛無黨以暗殺手段作為革命的方法。

在啟蒙大師和“新武精神”激勵下，晚清華夏男兒上演了一場開天辟地的輝煌史篇。

正是因為不怕死的華夏男兒前赴后繼，才沒能讓這個腐朽政權越過300年大限。可以說，統治中國267年之久的清王朝是在華夏血性男兒的血拼下，才走入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