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在臺灣的宋美齡，在時運不濟之下，其個人生命中充斥著諸多的憂郁和無奈。這樣的人生際遇，以歷史的脈絡而言，源于個人立場、理念與時代潮流的相悖;從個體的人生軌跡觀察，其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卷入蔣介石身后的政治權斗漩渦，更昭示了依附而非掌控權勢的女人的宿命。當然，這些跟她的性格都有著不能忽視的關系。

優(yōu)雅背后的強悍

在氣質優(yōu)雅的背后，宋美齡有其性格強勢以及因此而兇悍的一面。

她的美國私人保鏢及保鏢女兒對此深有體會。他們回憶說，最讓保鏢頭疼的就是教宋美齡開車，在她的眼里，沒有交通規(guī)則，更不會避讓行人。她的理由是：這是屬于她的路，所有人都應該給她讓路。于是，宋美齡開車，總是橫沖直撞。

她曾經打過臺灣駐美代表一記耳光，就因為她不能允許后輩在她面前亮出“中華民國駐美代表”的身份與她辯爭。她見不得其他女人繼她之后坐上“第一夫人”尊位，據說她曾譏諷“那個小腳女人怎能坐到我的位子？”對于蔣介石逝世后她的地位尊嚴，也是極力維護，堅持其任何待遇不得降低。

這樣的宋美齡，的確讓人驚詫。如果不是骨子里的東西作祟，誰能口出如此狂言？做得如此狂妄？她的強悍當是來自美國張揚個性、自我的自由主義文化的自幼熏陶，來自丈夫長期的寵愛乃至溺愛，來自她因“第一夫人”的身份而長期享受的最高禮遇和最廣泛的尊敬，來自她長期參與國是并在國際上享有盛名而形成的高度自尊。總之，她強勢到兇悍甚至霸道的言行舉止，無疑來自其優(yōu)越感、自信心，而她的優(yōu)越感、自信心應該是超乎尋常的，某種程度上，其優(yōu)雅風度實際上是傲慢的變妝。

這樣的性格也反映在她對理念的不懈堅持上。她堅持自己的理念不做任何調整，從心理意義上講，也是另一種不能允許、絕不承認失敗的表現。她終生反共，就因為她“愛”她的“中華民國”，她為“中華民國”投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情感，她以“艱苦卓絕”形容蔣介石“捍衛(wèi)中華民國的一生”，這何嘗不是描繪她自己？她早與“中華民國”血肉相連。因此，對中國共產黨，她充滿敵意。她發(fā)話，在大陸情勢沒有完全改變之前，蔣、宋、孔家人誰也不要歸葬大陸。她祭奠父母也是借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夫人嚴卓云去上海的機會，請她代為向上海宋家墓園內的雙親墓地獻花。作為與她感情深厚的張學良，生前終究沒有回到大陸，諸多因素之中，是否也有著一份對她的遷就、顧念呢？得知宋慶齡病危，她堅持不赴北京探望，連讓宋慶齡赴美治病的家書中，也不肯署名，只以“家人”落款，其反共意念之堅強由此可見一斑。

對大陸的和解善意，她也從來冷拒。1982年7月，廖承志給蔣經國發(fā)表了公開信，呼吁蔣經國、國民黨能以民族大義為重，拋棄國共恩怨，為國家統(tǒng)一貢獻心力。三周后，在以宋美齡名義公開發(fā)表的回復信中，她不僅繼續(xù)進行反共宣傳，而且以長輩之尊要廖承志“投誠”臺灣。

“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寥廓海天，不歸何待？”回顧兩岸關系的滄桑歷史，重讀廖承志的信件，狹隘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讓宋美齡失去為祖國統(tǒng)一作出貢獻的歷史契機，而她的政治價值也只能在“給夫人祝壽”的借口中，淪為李登輝當局進行臺美“秘密外交”的工具，不能不令人扼腕嘆息。

揮之不去的“中華民國”情結

宋美齡多次卷入臺灣政爭，不能不說是出于對“中華民國的愛”。她認為，要捍衛(wèi)、延續(xù)“中華民國”，蔣經國的接班人就必須是對“中華民國”絕對忠誠之士，她希望接班人是她信得過的人。因此，蔣經國接班后，不僅臺美“斷交”讓宋美齡對蔣經國的“外交政策”相當不滿，特別是實行民主改革后，她更有了對蔣經國布局身后接班人選的異議，有了對李登輝代理國民黨主席的懷疑，有了對黨政人士安排的介入，由此引發(fā)了一場國民黨內的接班風暴。

據當時的國民黨秘書長李煥回憶，蔣經國身后的黨主席一職，按國民黨慣例應該是由繼位“總統(tǒng)”李登輝兼任的。因此，1988年1月，國民黨中央也是以此慣例來運作李登輝代理黨主席一事的。在達成黨內共識的基礎上，黨中央完成了中常委們的聯署，并決定27日在中常會推出這封由李煥督軍、俞國華領銜、全體中常委聯署的聯署書。鑒于宋美齡時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的首席主席，24日，李煥向宋美齡報告了此事，并將國民黨中央的提案讓宋美齡過目。不料，25日，宋美齡派人送了一封信給李煥，雖然未明說反對李登輝代理黨主席，卻要求按黨章規(guī)定，在5個月后的國民黨“13全”會上再作決定;而“13全”召開之前，由中常委輪流代行主席職務主持中常會。26日，宋美齡又讓蔣孝勇打電話給俞國華，要求暫緩李登輝代理黨主席案。這讓李煥、俞國華相當為難，出于顧念與宋美齡的舊情，遂有心緩辦，以求周延。但消息傳開，副秘書長宋楚瑜先是在中常會前向李煥、俞國華強力表態(tài)提案不宜推遲，繼之在中常會上激進表態(tài)，質疑俞國華的“猶豫不決”，并表示“非常失望”，斷然離開會場。隨后，中常委們跟進發(fā)難，一一主張維持原案，俞國華不得不順勢而為，通過李登輝代理主席案。事已至此，宋美齡只能放手。

因為“愛中華民國”，宋美齡終生反“臺獨”。2000年島內“大選”，她認可連戰(zhàn)的人品、能力、政策，擔心民進黨“臺獨”執(zhí)政葬送“中華民國”，擔心宋楚瑜分票讓民進黨得利，于是在美國簽署一紙親筆信函寄給國民黨，支持國民黨候選人連戰(zhàn)、蕭萬長競選臺灣地區(qū)最高領導人，這對國民黨基本盤是個極大的鼓舞。連蕭競選失敗后，連戰(zhàn)誓言進行黨務改革，重新奮起，她以實際行動表態(tài)支持，參加黨員重新登記，并一次繳足1萬元新臺幣，成為終身國民黨黨員。

終未跳出個人的局限

宋美齡在臺灣政壇施展不開，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則她的權威是靠著“第一夫人”的平臺發(fā)揮出來的，這種依附而非掌控權力的狀況，必然隨著“第一夫人”身份的消失而快速削弱，沒有了“第一夫人”的平臺，在現實政治利益的角力之下，除了老部下那點情感的顧念之外，她的影響力就可想而知了。何況以蔣經國的性格、能力、權勢，她如何能簾后聽政、干政？

二來，更為重要的是，“中華民國”情結讓她不能超越局限，俯覽局勢變遷。以她單方面否決國民黨中央案、延遲李登輝代理黨主席一事為例，宋楚瑜等之所以抗命不從，排除其個人前途考慮，更根本的恐怕是反國民黨獨裁專制。當時，開放、民主的臺灣社會民意趨向已勢不可擋，輿論以“新版宮廷政變”描繪李登輝代理黨主席案的這場內部紛爭，正是這一趨向的反映。蔣經國看到了這一民意趨勢，順應了這個趨勢，宋楚瑜等也挾民意而為，宋美齡卻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最終只能離開臺灣，遠走美國，求個眼不見心靜。此外，臺灣與大陸長期阻隔，臺灣民眾，包括國民黨在臺培養(yǎng)的新生代，并不太了解國民黨在大陸的歷史，缺乏對她的了解和理解，也就更不在意、且更反感她的介入，不懂她的干政主要來自對“中華民國”的情感，因此反抗得便很強勢。這諸多因素綜合，注定宋美齡一定會在政壇權斗中受傷乃至落敗。

當然，李登輝后來掀起的國民黨內主流派與非主流派斗爭，以及其“臺獨”的作為，不能全從1988年的民意潮流中來解讀，相反，卻正印證了宋美齡對李登輝的不放心。只能說，對時代脈搏沒有拿捏準，湮滅了宋美齡對李登輝的直覺的警惕，否則宋美齡應該是另一種作為吧？

政治人物必須有突破自己局限的能力，才能化危機為轉機，維持政治影響力不輟。這是看宋美齡晚年在臺際遇給我的一點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