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繼賢到曾國藩所住的棉花六條胡同拜訪。王繼賢字翰城，是曾國藩的湖南老鄉(xiāng)，與曾國藩同為京官，在朋友圈中是著名的“風水大師”。王氏一進曾宅，就連說此地風水不好。

京官租房四大特點注重體面講究風水

京官租房的第一個特點是要求住宅表面的體面。身為朝廷命官，住宅須配得上官制威儀，因此自然不能蝸居斗室。所以京官們雖然窮困潦倒，卻多租住大宅，至少要一套像樣的四合院，講求寬敞氣派。如果條件許可，帶有花園的宅子最受歡迎。稍晚于曾國藩的李慈銘在京官期間，租居位于保安寺街故閩浙總督舊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軒有圃，花木蔥郁。這是當時京官的常態(tài)。

京官租房的第二個特點是周轉率高。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三年一度的會試，使外城的房屋租主保持著周期性的流動。與此同時，隨著仕途遷轉，官員經(jīng)常更換辦公地點，收入水平也會隨官位升遷而升高，因此對住房的要求也發(fā)生變化。這在清代京官的詩句中屢有反映。康熙年間的大學士陳廷敬曾說自己“五春三度移居日”。乾隆年間的錢大昕則說：“客居燕臺兩寒暑，有似澤雉游樊籠。虎坊菜市三易寓，去住蹤跡風轉蓬。”嘉慶進士、后來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的祁寯藻亦說：“自我官京師，十年四徙宅。”這些詩句皆是寫實，比如錢大昕于乾隆十七年六月入都，開始寓神仙胡同。同年秋移居潘家河沿。十九年，又移寓橫街。此后還在珠巢街、宣外大街等處住過。這種情形正如他在詩中所形容的那樣：“勞如車軸無停轉，拙比林鳩未定巢。”

京官租房的第三個特點是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門外地區(qū)，特別是宣武門外大街兩側以及菜市口的南部。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清代中央六部均設在正陽門內。宣武門外離正陽門不遠，在此居住上朝方便。二是中原及南方士子進京，通常的路線是由盧溝橋入廣安門，故落腳宣南最為便利。三是明代宣南地廣人稀，又有樹有水，風景不惡，許多明代顯宦在此遺有別業(yè)，可供京官租用。同時又有陶然亭、窯臺以及歷代遺留的古剎名寺等吟詠集會勝地，很對文人習氣嚴重的京官們的胃口。故夏仁虎《舊京瑣記》說：“舊日漢官，非大臣有賜第或值樞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門外。土著富室則多在崇文門外，故有東富西貴之說。”

四是傳統(tǒng)時代官員多迷信，選擇住房時多講究風水。考察京官居住史，我們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繩匠胡同，居然住過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清中前期的徐乾學、洪亮吉、畢沅、陳元龍等都曾寓居于此，晚清這里更是名人薈萃：同治的帝師、軍機大臣協(xié)辦大學士李鴻藻住過菜市口胡同7—11號;左宗棠住過16號;龔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休寧會館”住過;“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住在29號;蔡元培于光緒年間任翰林院編修時也住過菜市口胡同……

這么多人選擇這里，是因為人們傳說這里是北京最有“旺氣”、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劉光第在家書中解釋說：“第于五月廿八日移寓繩匠胡同南頭路西。此胡同系京師最有旺氣之街道。第與同司主稿正郎湯伯溫同齋另院而共一大門。宅正對門則揮顏彬，宅斜對門則孔樣霖;宅左則戴北春;宅后則文田。蓋氣旺則無事不旺也。”不過劉光第搬到這里卻并未能幫助他成為主考。

曾國藩“北漂”為租房鬧心：租房花一半薪水求吉宅連日奔走行坐不定

如同大多數(shù)湖南來京赴官者一樣，最初幾天曾國藩暫住在宣武區(qū)椿樹胡同的長沙會館，三天后在宣外的菜市口附近的南橫街千佛庵，賃了四間屋子，每月租金四千文，折成全年需白銀33.47兩。他此時沒帶家眷，孤身一人，不需要居住大宅，但又不可能和平民混居，所以住在庵寺是較為經(jīng)濟的選擇。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曾國藩生了一場重病，因在千佛庵乏人照料，搬到騾馬市大街南果子巷外萬順客寓，兩個多月后才病愈，于十月初六日由客寓搬到果子巷南頭賈家胡同內韃子營關帝廟內。他獨自住一小跨院，三開間，院中花木扶疏，頗寧靜，適合病后休養(yǎng)。

不久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由湖南護送曾國藩的妻小來京，曾國藩接到家書后開始尋找一座較大的宅院，日記中這一段時間曾國藩記載看房次數(shù)頗多。十二月十二日，他到琉璃廠看房子。看好了一處院子后，卻聽人說這個屋子里死過人：“此屋曾經(jīng)住狄老輩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節(jié)。”雖然殉節(jié)乃是理學倫理中最光榮的事，曾國藩卻因此打消了租這套房子的念頭。他在日記中說：“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節(jié)……當時究非門庭之幸。”

后來他在騾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條胡同看定一處住宅，十二月十七日搬入，每月房租八千文，全年需銀66.95兩，已占薪俸之半。

曾國藩的眾多搬遷過程中，有一次明顯是出于風水方面的考慮。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繼賢到曾國藩所住的棉花六條胡同拜訪。王繼賢字翰城，是曾國藩的湖南老鄉(xiāng)，與曾國藩同為京官，在朋友圈中是著名的“風水大師”。王氏一進曾宅，就連說此地風水不好。曾國藩在家書中匯報說：“王翰城言冬間極不吉，且言重慶下者不宜住三面懸空之屋。”曾國藩因為他“言之成理，不免為所動搖”，問他怎么辦。王氏說八九兩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須于當月搬家。

曾國藩因此坐臥不安，放下手中所有事務，數(shù)日東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訖無當意者，心則行坐不定。”最后，經(jīng)“邀同翰城走繩匠胡同看風水”，終于在這條前述最有“旺氣”，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北頭選定了一處風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來。巧合的是，兩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住在這里的曾國藩果獲主考之命。

搬家很無奈？搬家很精彩：住房排場隨官制升遷而漲

更多時候，搬家的原因是官越做越大，人口越來越多，對排場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道光二十四年曾國藩升翰林院侍講后，不得不再次搬家。蓋因入京以來，添了三個女兒，兒子紀澤也到了讀書年紀，要立家塾，仆婦也隨之增多，“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飯”，于是又搬到上朝更為方便的前門內碾兒胡同西頭路北。有房屋二十八間，月租三十千文，“極為寬敞”。

這是曾國藩首度搬到內城居住，如果按他家書中匯報的這個數(shù)字，年租金需251.04兩。道光二十七年三月，曾國藩又一次搬家，移寓南橫街路北，這次租住的宅院共有四十幾間房，更為宏敞氣派，價格應該也更高。

十三年間，曾國藩總計搬家八次，其中僅道光二十年就換了五次住處。總的趨勢是居住條件越來越好，租金也從月租四千文到八千文、十千文直至三十千文，不斷上漲。

具體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國藩一至七月，住在棉花六條胡同，月租八千文。八月搬至繩匠胡同，月租十千文。全年房租和搬家裝修費用，共花去白銀97.87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