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住房問題，不但現代人煩惱，古代人也煩惱。古代官員人事調動的頻率頗高，每日“上班”沒有個住的地方怎么行？就算買房，調一次買一套也不實際。因此，古代人也喜歡“租房”。但是這怎么租，在哪里租？這是一個問題。

清代京官在住房問題上不享有補貼。除了個別人享有皇帝的賜第外，京官解決住房問題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自建或者自購。二是租房。清代實行滿漢分居，滿族京官多定居于北京內城，漢族京官基本上都居于外城。京官中有一些人在外城擁有自己的宅邸。比如康熙年間，昆山人徐乾學顯貴一時，在宣南購買和自建了多處房產。乾隆年間官至禮部尚書的浙江富陽人董邦達，在米市胡同擁有一套很大的房產，地宅寬大，花園“花木競秀，丘壑多姿”。然而這種情況在漢族京官中較為少見。因為北京地價昂貴，一般外地來京的京官很難有如此雄厚的經濟實力。

租房更適合大多數漢族京官的生活狀況。因為京官流動性很大，不斷有人升轉外放，或年邁返籍；又經常有父母去世、須回籍守制者，在北京一住數十年的人不多。另外，北京有大量會館和民居房屋常年專事出租。從供需兩方面來看，租房都是最佳的選擇。

京官租房的第一個特點是要求住宅表面的體面。身為朝廷命官，住宅須配得上官制威儀，因此自然不能蝸居斗室。所以京官們雖然窮困潦倒，卻多租住大宅，至少要一套像樣的四合院，講求寬敞氣派。如果條件許可，帶有花園的宅子最受歡迎。稍晚于曾國藩的李慈銘在京做官期間，租居位于保安寺街已故閩浙總督舊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軒有圃，花木蔥郁。這是當時京官的常態。

京官租房的第二個特點是周轉率高。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三年一度的會試，使外城的房屋租主保持著周期性的流動。與此同時，隨著仕途遷轉，官員經常更換辦公地點，收入水平也會隨官位升遷而升高，因此對住房的要求也發生變化。這在清代京官的詩句中屢有反映。康熙年間的大學士陳廷敬曾說自己“五春三度移居日”。乾隆年間的錢大昕則說：“客居燕臺兩寒暑，有似澤雉游樊籠。虎坊菜市三易寓，去住蹤跡風轉蓬。”嘉慶進士、后來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的祁寯藻亦說：“自我官京師，十年四徙宅。”這些詩句皆是寫實，比如錢大昕于乾隆十七年（1752）六月入都，開始寓神仙胡同。同年秋移居潘家河沿。十九年（1754），又移寓橫街。此后還在珠巢街、宣外大街等處住過。這種情形正如他在詩中所形容的那樣：“勞如車軸無停轉，拙比林鳩未定巢。”

京官租房的第三個特點是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門外地區，特別是宣武門外大街兩側以及菜市口的南部。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清代中央六部均設在正陽門內。宣武門外離正陽門不遠，在此居住上朝方便。二是中原及南方士子進京，通常的路線是由盧溝橋入廣安門，故落腳宣南最為便利。三是明代宣南地廣人稀，又有樹有水，風景不惡，許多明代顯宦在此遺有別業，可供京官租用。同時又有陶然亭、窯臺以及歷代遺留的古剎名寺等吟詠集會勝地，很對文人習氣嚴重的京官們的胃口。故夏仁虎《舊京瑣記》說：“舊日漢官，非大臣有賜第或值樞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門外。土著富室則多在崇文門外，故有東富西貴之說。”四是傳統時代官員多迷信，選擇住房時多講究風水。考察京官居住史，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繩匠胡同（解放后名菜市口胡同），居然住過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清中前期的徐乾學、洪亮吉、畢沅、陳元龍等都曾寓居于此，晚清這里更是名人薈萃：同治的帝師、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李鴻藻住過菜市口胡同7-11號；左宗棠住過16號；龔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休寧會館”住過；“戊戌變法”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住在29號；蔡元培于光緒年間任翰林院編修時也住過菜市口胡同……

這么多人選擇這里，是因為人們傳說這里是北京最有“旺氣”、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劉光第在家書中解釋說：“第于五月廿八日移寓繩匠胡同南頭路西。此胡同系京師最有旺氣之街道（即如今年主考，亦惟此街放得最多，此系地脈所管，街背南半截胡同次之）。第與同司主稿正郎湯伯溫（名似瑄，江南人）同齋另院而共一大門。宅正對門則揮顏彬（廣東正主考），宅斜對門則孔樣霖（云南主考）；宅左（隔兩三齋門）則戴北春（陜西正主考）；宅后（隔一齋門）則（李）文田（江南正主考）。蓋氣旺則無事不旺也。”不過劉光第搬到這里卻并未能幫助他成為主考。

古代人租房其實也和現代人無異，要考慮租金，交通，環境等等。目的是為了“上班”方便。這百年光景，困擾中國人的住房問題仍舊在繼續，過去租房子，現在也租房子。只是想到從前，我們都曾和古人考慮同樣的問題，做同樣的事情感到頗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