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偶像”層出不窮，“粉絲”橫沖直撞，“狂態(tài)”難以置信。原本作為“追星族”升級版代名詞的“粉絲”，一時間成了社會“潮詞”。“粉絲”也有職稱：初級、中級、高級;“粉絲”也分年代：當代、近代、古代，甚至“隔代”。那么，如果評選誰是屈原的正高級鐵桿“粉絲”，可以說，蘇軾首當其沖，高票通過。

年少時就崇拜屈原

蘇軾少年時代就喜愛屈原，熟讀其作品。到了青年時代更為崇拜。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23歲的蘇軾告別故鄉(xiāng)四川，隨父蘇洵取長江水道北赴京師。在湖北有一遺宮即屈原的故居，屈原死后被改建為廟，立像祭祀，但歷史的風塵已把此時的屈原廟吹變得荒廢不堪。蘇軾見此景感傷至極，心中多年的偶像，一個偉大的身影，一段歷史的悲劇，一幕幕浮現(xiàn)眼前。在含淚祭掃屈原廟后，他滿懷深情創(chuàng)作出名篇《屈原廟賦》，此作成為蘇軾三十多篇辭賦作品中，堪稱賦學(xué)史上獨樹一幟的作品。《屈原廟賦》不是簡單表達“粉絲”對偶像的崇拜之情，全文與屈原的靈魂對話，把偶像悲壯慘烈的一生和崇高的愛國激情完整地滲透在如泣如訴的筆墨之中。字里行間流淌著年輕才子對歷史偉人的心馳神往和對屈原高風亮節(jié)的由衷贊嘆。

據(jù)清王文誥的《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記載，也是在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也是在隨父蘇洵取長江水道北赴京途中，路經(jīng)忠州南賓縣(今四川豐都)，看到這個與屈原毫無關(guān)系的地方竟然建有一座屈原塔，蘇軾驚異之余揮筆寫下了五言古詩——《屈原塔》：“……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jié)。”作者贊美屈原不茍求富貴而追求理想的節(jié)操，從某種意義上說，《屈原塔》就像是一個預(yù)言，宣示了蘇軾未來的志節(jié)和對人生道路的選擇，畢生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始終對未來充滿希望。

對反對偶像者堅決駁斥

對于屈原的“忠貞之死”，千百年來并不是人人都欣賞。在蘇軾以前，就有一些學(xué)者反對屈原投江，其中漢代的揚雄是代表人物。揚雄在《反離騷·序》里認為：君子得不到適當時機就應(yīng)該如龍蛇一樣暫時蟄伏起來，遇不遇到適當?shù)臅r機是命中注定，何必沉江自盡？

蘇軾對揚雄的論調(diào)堅決駁斥。蘇軾在《屈原廟賦》中詳細解釋了屈原自尋短見的主要原因，有力反駁了揚雄的看法，同時更用屈原的“忠貞之死”來和揚雄作對比，極大地諷刺揚雄于漢亡后不能守節(jié)改事王莽的新朝。此舉千百年來令學(xué)界大為贊賞，認為蘇軾對屈原的崇拜，已經(jīng)遠遠超出文學(xué)的范疇，達到一種思想精神的至高境界，是人生意義的一種追尋。

揚雄對自己年輕時喜歡作賦感到很后悔。他在《法言·吾子》篇里說：“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作賦只不過是雕蟲小技，成年人是不應(yīng)該去作的。蘇軾寫文批駁：揚雄嘔心瀝血模仿《易經(jīng)》所寫成《太玄》，模仿《論語》所寫成《法言》，其實才是真正的雕琢蟲書而已。在蘇軾眼中，這兩本著作根本沒什么了不起，揚雄用此書來掩飾他的丑陋，《太玄》和《法言》絕對不配稱為經(jīng)書，屈原的辭賦才具有永不磨滅的精神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