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的黑土地歷來是最肥沃的，也是最讓東北人驕傲的。然而，在日寇統治期間，東北縱有黑土，卻無法滋養我們的同胞;東北人歷來體格最壯，卻在日寇的魔爪下枯竭成一個個的“蠟人”，面黃肌瘦甚至命喪黃泉。當時的老報紙也記載了東北淪陷區人民的悲慘生活。

撫順新站變成了人間地獄

一個寒風刺骨的冬晚，一群上著鐐銬和鎖鏈的人，像貨包似的被拋進了撫順的樞紐新站。其中一個面黃肌瘦，名字叫“逸之”，認得字兒，是個讀書人。

新站是在“九·一八”事變后，在敵人的尖刀下，不知榨出了多少東北同胞的血汗所填起的城市。在新市落成的第一天，日本人稱它為“新秩序的模范區”。就是在新站，上面這位面黃肌瘦的中國人遭受了一次次的苦難，他將滿腔的憤慨滴落在筆尖，化為一篇充滿血淚的控訴發表在了1943年5月27日延安的《解放日報》上。

“的確，正如日本人所沾沾自得的一樣，新站是‘美滿’和‘文明’的象征。因為，在這里有的是妓女院和歌舞場;有的是華麗而高高的日本洋行和日本商店;有的是寬敞的馬路，在這馬路上來回奔馳著的電車、汽車、摩托車、饑民、日本浪人和賣淫婦……就是在這‘新秩序’的坦道上，扭動著一些裹著和服、拖著木屐、跟伴在仁丹胡子背后的東洋姑娘，她們確是在燦爛奪目的霓虹燈下發出‘勝利者’的微笑！為她們血腥的‘美滿’和‘文明’而微笑呢！”

逸之被抓去干活兒后，在霓虹燈下見到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姑娘，第一種是日本姑娘，為上面文字中描述的那樣，而另一種，卻讓逸之心底里生出痛苦與強烈的仇恨，這些是苦難的中國姑娘：

“在她們血一般的嘴臉上，尋不出一絲兒像剛才那令人憎惡的‘微笑’，在她們的臉上只能讀出饑餓、失望和厭倦的字眼，但她們在強作笑容地期待著顧客，顧客們呢？顧客們也在寒風里打著哆嗦呢！整個的新站是同樣的，張望著一對對饑餓、失望和厭倦的眼睛啊！”

逸之在大街上碰到一個賣煙卷的小姑娘，穿著破爛不堪的衣裳，整個小身體像枯瘦的干柴一樣，在冬日撫順的寒風里瑟瑟發抖，“紙煙！紙煙！”的叫賣聲也隨著她的小身體抖作一團，北風呼嘯，幾乎淹沒了小姑娘的叫賣聲。逸之描述道：“(西北風)和著小姑娘的叫賣聲，攪成一團，使人難以辨別是風的呼嘯還是這位小姑娘的哭喊。”

從火車站出來后，逸之和一起的中國人被押著走過大街，大街上全是日本兵，行人稀少，僅有的幾個行人從日本國旗和寒光湛湛的刺刀下匆匆插過。不遠處是一座工人醫院，逸之想到，他以前聽人描述過，這里的景象很恐怖：“一座堂皇的五層洋樓，里面堆滿了各種的殘疾病人，慘淡的燈光照著一些蒼白的缺乏滋養素的面孔。他們骷髏般地躺在一排排稻草席上，要不是他們發出悲切的呻吟，人們會疑心錯進了一所蠟人制造廠。據說這里都是些俘虜兵和從關內騙來的我們的同胞。”

逸之被帶過了大街，繞過那些滿布著鐵絲網的壕塹，在衛兵室詢問過后，就被帶到了一座人間地獄：“全是高低不平的狹道和矮小不堪的民房，破瓦礫、爛磚頭、紙煙匣子、從來沒有打掃過的雪堆，與蓬頭垢面被煤氣弄得憔悴了的礦工。簡直是一條混濁的、發著腐臭的污泥河。”

逸之看到工人管理所的門前擠滿了衣衫襤褸的老頭兒、小孩、婦女，有的夾著口袋、有的提著籃子，亂哄哄地嚷著：“領配給！領配給！”

一個孩子扯著他媽媽的衣角，低聲哭喊著：“媽媽，你怎么老是不往里擠呢？我們從早到晚，又是空著手回去嗎？”他媽媽含著眼淚摸了摸孩子的頭，小孩子的臉瘦得可怕。

在破爛不堪的老君廟前面，赤條條地擺著幾十具沒有收斂的尸體，“這就是陳列在工人醫院里的那些蠟人，只不過是挪了個地方。”看到這些已然全無生氣的“蠟人”，逸之心里發出了怒吼：“憤怒、仇恨、悲慘！好一塊所謂的‘王道樂土’呀！”而這句怒吼，直到1943年，他逃離之后，才在《解放日報》中發表出來。

在進入新站的第二天，逸之和同伴被編了號碼，集體被扔到了煤窯里，開始了暗無天日的挖煤生涯。他眼睜睜瞧著自己的同伴被壓榨與剝削，每日里拖著饑餓的身體進入煤窯干活兒，死在其中的礦工不計其數。“每當我舉起手里的撅頭，把它狠狠得埋進煤壁間的時候，便想起了工人醫院內那蠟一樣的骷髏和赤條條地躺在老君廟前的尸體。啊，撫順的新站，這人間的地獄啊！有一天我們要來打開地獄，解放出被壓榨的人民！”老百姓放錯垃圾全家被槍斃

日本投降之前，東北人民在日寇的統治下過著艱難的生活。作為日本輿論的喉舌，《盛京時報》不寫人民的苦況，他們渲染的全是教育發達、經濟繁榮、人民和樂的景象。就在《盛京時報》上，刊登了不少所謂的街頭“美景”：小攤販們一臉笑意，挑子里瓜果梨桃俱全，百姓與小販討價還價，一派清晨小市場的熱鬧樣子。每逢過年過節，《盛京時報》還用很大的篇幅描寫遼寧各地群眾“喜氣洋洋”過節的景象，照片上的東北人聚集在皇寺周圍，人山人海，煞是熱鬧。

然而，實際情況卻并不如此，很多東北人民在日寇的統治下，日日提心吊膽，每年忙得團團轉，給日本人干活兒、上交糧食、做好清潔衛生，連小孩兒都得學日文，掛在臉上的全是“苦”。要真說每天笑意盈盈幸福滿面的，都是那些生活在遼寧地區的日本人了。很多日本婦女隨丈夫來到遼寧、吉林等地，都回憶說這是她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不用勞作就能豐衣足食。而東北人民卻連果腹的基本糧食都沒有。《解放日報》1945年8月27日有則報道《日寇統治下東北人民赤貧如洗》，雖然說的是黑龍江的小縣城，卻反映了當時東北人民包括遼寧人民生活的苦況：

1945年8月，塔斯社記者得到機會去黑龍江撫遠縣去觀察那里的民生，從撫遠縣的情況來看，東北人民在日寇占領期間的生活非常悲慘。

根據記者的描述，撫遠縣因為處于烏蘇里江沿岸，因此大部分以捕魚為生，在日本占領之前，撫遠縣城里“商務興隆、商店很多”。可日寇占領后，撫遠的漁民就遭了殃。日方規定，沒有特別許可不許捕魚，而所謂的許可證只頒發給那些日本人開的商行。撫遠的中國漁民為了生路，只能給日本商行打工，將他們辛辛苦苦捕獲的勞動成果交給日本人，只能換取微薄的薪資。

然而，漁民的生活卻一步步陷入窘境。日本商行殘酷剝削中國漁民，不久之后，他們和漁民簽訂合同，供應漁民捕魚器具和糧食，不再給任何現錢，“賬目一直到秋后才最后結算”。那么春夏呢？無路可走的漁民只能向日本人賒糧食，年復一年，越來越窮。

撫遠的農民則會被迫交出他們的土地。“最好的耕地都被沒收作為‘警察土地’和日本人的茶園”，交出土地還不算，日寇還強迫農民耕種，不給任何報酬。“日本幾乎不付分文，取得收獲的絕大部分。”在日寇統治期間，肥沃的黑土地上卻生活著一群餓寒交迫的中國人。遼寧的稻米全國聞名，而日寇強迫農民種稻米，卻不讓農民吃。生活在小凌河畔的農民張貴三被日本人雇傭去種稻米，每年都得向日本人繳納一定的收成，而每年自己只能得到一些叫“更生布”的破布，都是用舊棉花做的，粗糙不說，還不耐穿。

在撫遠，啥生意也不讓做，那些小攤小販都被日寇破壞了，“全縣只有一家商店，就是這商店也僅僅是供給日本人的，大部分居民漁夫和農民實際上什么東西也買不成。”商店里的東西每個月定量只賣給中國居民一盒洋火(火柴)、一磅鹽;每年則是兩磅面粉、七磅大豆油，然而，這些東西也不是常有的，大部分人還是買不到。至于“火油、茶葉、糧、棉紗諸類的東西都不賣給居民。”

至于工資，更是中國人憤憤不平的地方，大部分人只是日本人的免費勞動力，即使是倒向日本人懷抱的那些人，工資也很低。報紙上說“城鄉居民衣履襤褸不堪，人民收入是極其微薄，中國官員所得獎金只有同等日本官員的半數。”比如，邊境的中國警察長每個月能得到70戈比(當時蘇聯的輔助貨幣)，而這位警察長有個日本助手，每日里清閑不算，還能拿到250戈比的酬勞。

除了生活的窘迫之外，中國的居民還有另一重生活重擔義務勞動。“居民們給日軍筑兵營、倉庫，挖戰壕、修碉堡、挑水運柴。日本人居住的地區，周圍修筑磚墻和鐵絲網，和外界隔開，中國人絕對禁止走近這地區。中國人碰到日本士兵必須鞠躬。全體中國居民都受到警察嚴格管制。居民地點均圍以磚墻，門只在白天開放，人們進出村莊都要拿出通行證，要到家鄉去必須向警察取得通行證。”

“人們沒有任何醫藥救治，仍需工作。撫遠只有一個醫生，這醫生只給日本人看病。可是縣里鴉片的生意卻很興隆，這就是關東軍特務部監督的‘政府專賣’。日本人在撫遠設立的其他機關當中，人們必須提到妓院。學校只有一家，而求學兒童占全城兒童的百分之四十，文盲統治了全縣。”

“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設立之‘新秩序’的支柱是日本的刺刀。”這句話是該記者最后的總結之詞，據老輩人講，遼寧地區在日寇統治期間，經常開展衛生清掃活動，而且規定居民家中的生活垃圾必須在第二天清晨的某個時間擺放在門口的左邊。第二天會有專門的人來檢查衛生，如果哪家人沒有按照要求擺放在了右邊，這家人就面臨著被“統統槍斃”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