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西化后，盡管通過甲午戰(zhàn)爭，已在軍事上與中國分出勝負，但在文化上，中國有些“國學大師”還是看不起日本。用當時日本外務(wù)大臣陸奧宗光的話說，就是——

“我國則輕視中國為頑固愚昧的老大之邦，中國則譏諷我國為輕浮躁進妄自模擬歐洲文明皮毛的一個蕞爾島夷。”

在諸多近代史作中，除了中日“武斗”的各種記錄，還有不勝枚舉的中日巨擘“文斗”范例。例如大清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僚辜鴻銘手持《論語》、“大戰(zhàn)”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辜鴻銘與伊藤博文無需介紹，一個是善辯的晚清官場學究，一個是鐵血日本政要，兩個人碰到一起，注定要冒出“火星”來。

這場“舌戰(zhàn)”發(fā)生在1898年10月，這是個非常歷史時刻——甲午戰(zhàn)爭后、戊戌事變時。地點是武昌府，清廷湖廣總督張之洞官邸。此時伊藤博文訪問中國，南下會晤張之洞。辜鴻銘是張的幕僚，亦隨張一同會見伊藤。為表地主之誼，辜鴻銘送了伊藤一份見面禮——一本自己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

辜鴻銘本以為伊藤博文會贊自己“學貫中西”、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料卻遭到伊藤博文的一通搶白。

伊藤博文早知辜氏是中國保守派中的著名人士，便借機敲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shù)，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于二十世紀的今天嗎？”

喜歡辯論的辜鴻銘并不感到難堪，順勢反彈：“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shù)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shù)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會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聽了，一時無詞以對。

這段“舌戰(zhàn)”辜鴻銘引以為得意的辯論“勝例”。伊藤博文雖然在軍事上完勝大清，可辯才不及辜鴻銘。從形式看，的確是辜鴻銘占據(jù)了上風。

但從本質(zhì)上分析，辜鴻銘的辯詞，其實帶有明顯的詭辯。

把孔子之教與“三三得九”的算術(shù)混為一談，有典型的張冠李戴、驢唇不對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學，甚至不是社會科學，除了發(fā)揮“教義”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學的龍鱗。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并論？如果說孔子的理論是永恒的，那么堅持孔子理論兩千年的中國應(yīng)該長盛不衰才是，怎么被放棄儒教的彈丸小國打得潰不成軍呢？！

作為“戰(zhàn)勝國”的領(lǐng)導(dǎo)人，伊藤博文對中國官場學究態(tài)度傲慢，乃至遭到了一場嚴厲反駁，他在辯論上顯然不是辜鴻銘的對手。然而，這場辯論并沒有使他對辜鴻銘高看一眼，也沒有改變他對儒教的偏見。日本首相的思想導(dǎo)師不在東而在西。盧梭加俾斯麥，憲政思想加軍國政治才是伊藤博文的核心價值體系。而儒教以及中國晚清學者在他心中，并無一席之地。

伊藤博文對《論語》不以為然，對官場學究辜鴻銘大加嘲諷，是因為在思想意識中，把中日兩國的國家利益和文明體系都放到了對立面。辜鴻銘看不起日本政要的跋扈，伊藤博文也瞧不上中國學究死不認賬的酸。

那么，他們到底誰為本國贏得了尊嚴？從甲午戰(zhàn)爭到庚子之變，近代中日之間發(fā)生的一連串歷史事件，肯定了這樣一個事實：盡管辜鴻銘辯才無雙，但沒能挽回天朝顏面。因為戰(zhàn)場上找不回的東西，口水場上亦不可能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