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妻子究竟是如何被典當呢？有人說女人結婚是第二次投胎，第一次無法選擇，第二次總得有所選擇了吧。在古代，女子結婚更沒得選擇。“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女子一旦出嫁便意味著失去人身自由，丈夫對妻子絕對占有，妻子得完全聽從丈夫的處置，即使丈夫像商品一樣把自己買來賣去，古代婦女也不得抗拒半點。

我們來看一份清朝檔案：“趙喜堂因手中空乏，難以度日，進退兩難，出其無奈，實事無法，情愿出于本身于結發妻送于張慕氏家中營業為主，同更言明使國票六百元整，當面交足，并不短少，定期八年為滿。如要到期，將自己妻領回，倘有八年以里，有天災病孽，各憑天命，于有逃走，兩家同找，如找不著，一家失人一家失錢。期滿趙喜堂領人，不如張慕氏相干，恐后無憑，立租字人為證。”這是一份典藏在遼寧省檔案館的檔案，這是一份“典妻”契約，說的是安東縣民趙喜堂因生活困窘，將結發妻子典與他人，妻子在典夫家中生活，期限為八年。八年后，趙喜堂才可將妻領回。在這張契約上，有保人等簽名畫押，也有本夫的名字，并摁了手印，但妻子未簽名，由此可見，妻子根本就沒有權力主宰自己命運，當時婦女的地位是多么的低下，被自己的丈夫賣了也是不可以無能為力的，甚至是死是活都由不得自己。

典妻萌芽出現在南北朝時期，那時還不叫“典妻”，而叫做“質妻”和“雇妻”。所謂“質妻”，就是把自己妻子轉讓給他人為妻，以換取錢財的方式，但這筆錢財到了約定的時間是要歸還的，如同明清時典房一樣，轉讓者其實得到的只是這筆錢款的利息而已，或者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拿這筆錢救急。領回了妻子，原款也就得送回。錢款是完璧歸趙了，但妻子呢，是否回來的也是個完人？也許人回來了，心留下了，誰知道呢？

“雇妻”則是雇主支付雇金給女子的丈夫，在約定的期限之內，讓該女子作為自己的臨時妻子，到期將女子送回其丈夫，雇金不收回。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到宋朝時典妻現象更為普遍和嚴重了。蘇軾于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曾在一項奏折中提到，因欠苗，當時賣田宅雇妻女的人數不勝數。而《續資治通鑒長編》中亦記載，熙寧七年(公元1075年)，由于旱災和蝗災頻發，百姓質妻賣子。

典妻按時間長短也分為兩種，時間長者為典妻，5-15年不等;時間短的為租妻，一般一至二年。因典妻多與生兒繼嗣有關，所以典妻時間的長短，還得與孩子生育的情況聯系在一起。但不管是一年還是十五年，典妻都是臨時性的婚媾形式。

舊時典妻風的盛行，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貧賤夫妻百事哀”，大多人典妻與經濟的好壞有著緊密關系。

“富人典業，貧子典妻。”被典者家庭往往經濟貧困，丈夫或因病或無務正業等原因而無力維持生計;而受典者往往已婚無子，家財富足，需要子嗣。于是兩個男人一拍即合，滿足各自需求而租典妻子。是否租典一般由丈夫決定，有時候甚至不需要征得妻子的同意。但也有少數婦女因丈夫長期外出，在無以為生的情況下而自典的。無論是哪種情況，當時的女性的命運都是悲慘的。

或許是賦稅繁重，或者是真的走投無路，但拿著自己的妻子抵押給別人換錢糊口，終歸是令人不恥的行為，但在古代，盡管朝廷也曾頒布法律禁止，但典妻依然蔓延開來，竟然成風。作者蔣晗玉在《書屋》2008年第11期著文說：“無論是典妻還是借妻，都是以經濟利益為目的，體現了丈夫對妻子的絕對占有，女性對男人的人身依附，女子一旦出嫁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完全聽從丈夫的處置，像商品一樣被買來賣去……”這個買來賣去的具體過程是怎樣的？古代典妻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