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舉猶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中了進士的學子飛黃騰達的日子指日可待！不過，對于那些落榜的學子，他們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自唐開科取士以來，考中進士才有官做，而進士的錄取率很低。據(jù)統(tǒng)計，中國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共錄取10萬余名進士，平均每年錄取進士76人。杜佑在《通典·選舉六》說：“開元時每年錄取的進士，在一百人上下。”據(jù)《文獻通考》：“玄宗時期每年錄取的進士平均不到二十七人。”能考中進士的，大致相當于現(xiàn)在各省高考前三名。被錄取進士的人，自然不為吃穿發(fā)愁，而那些名落孫山者，或做了官又被貶或辭職的讀書人，一無體力，二無專業(yè)，他們是怎么生存的呢？

名落孫山者，比較體面、相對有保障的職業(yè)當屬師爺。師爺?shù)纳矸莶皇强既∵M士后的朝廷命官，既沒有政府編制，更不占領(lǐng)導職數(shù)，無正常上升空間，是地方官員自己出錢聘用的幕后參謀，職責是協(xié)助官員參謀處理政務。能干上師爺，當屬落榜群體中的佼佼者。如果你是書蟲，沒有在江湖上摸爬滾打的實踐經(jīng)驗，沒哪個官員愿意出錢聘你。

盡管師爺屬于政府的“三無”人員，但畢竟屬于官員聘用，有穩(wěn)定的工資收入，且仍有“繼續(xù)參加科舉”或“有重大立功表現(xiàn)”得以轉(zhuǎn)正的機會，即使不再想博取功名，也可以活得很滋潤。比如歷史上的紹興師爺，“無紹不成衙”不僅說明紹興盛產(chǎn)師爺，也反映出師爺也確實算是香餑餑職業(yè)。

一般而言，州縣官員聘請的大多是有江湖經(jīng)驗的秀才，各省道臺以上的官所聘的師爺是高級師爺，至少是個舉人。師爺名義上是“佐官而治”，實際往往是“代官出治”，手中掌握了相當一部分官府的實權(quán)。高級師爺由于包辦事務，威風得很。當年左宗棠“三試不第”，本打算“長為農(nóng)夫沒世”，但經(jīng)不住老朋友郭嵩燾等人的勸勉，應湖南巡撫張亮基之聘出山，所有軍政大事皆由他一手專斷。

晚清大學問家樊增祥的父親身為正二品總兵，只因得罪了師爺左宗棠，一句話就讓總兵大人的烏紗帽丟了。李鴻章在曾國藩幕內(nèi)，在與太平軍打仗的奏折中，將“屢戰(zhàn)屢敗”改為“屢敗屢戰(zhàn)”，在戰(zhàn)敗之余，一字之差，精神和氣韻完全不同，使東家轉(zhuǎn)危為安，深得曾國藩賞識，流傳至今猶稱美談。后來，兩位師爺華麗轉(zhuǎn)身，左宗棠靠的是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重大軍功，李鴻章是憑本事考中了進士，從此逐步成為晚清皇帝的股肱大臣。

在落榜的讀書人中，能被地方官聘請為師爺?shù)谋壤取翱贾羞M士為官者”高不了多少，大多數(shù)人不得不走上“著述都為稻粱謀”這條路。比如盧照鄰、孟浩然、賈島等一批極具聲望的才子，既“屢試不第”，又沒地當師爺，只好淪為無業(yè)游民。他們大多靠寫謀生，有的因此過上了小康生活，甚至成為百萬富翁，但有的依然貧困潦倒。

還有棄官為民的讀書人，盡管文筆一流，但不屑為五斗米折腰，以致生活難以為繼。公元759年，杜甫拋官棄職，舉家西行，居無定所，過著“生涯似眾人”的生活。770年，杜甫因無錢治病，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這段歲月，他盡管也寫下了大量的文字，但多是反映“先天下之憂而憂”或“居廟堂之遠則憂其君”的文章，比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為稻糧謀”的文章一篇也沒有。

落榜者有很多具備真才實學，失敗的原因可能是發(fā)揮失常，也可能是科舉舞弊的犧牲品。他們中的有些人成了“知本家”，盡管孔夫子不屬落榜之列，但是這職業(yè)的開山鼻祖，他弟子三千，賢人七十，個個都收學費，收益不菲。自開科取士以來，落榜而有真才實學者紛紛效仿，也有人為偷懶，無需招三千弟子，選一個有錢人家的孩子教，就可豐衣足食。

有的人讀書不行，干脆學經(jīng)商。明朝沈萬三、清朝伍秉鑒，家族殷實，雖有錢讀書，但科舉無望，跟隨父輩學經(jīng)商，成為當時的商業(yè)巨子。伍秉鑒事業(yè)巔峰時擁有財富2600萬兩(當時美國最富有的人也只有700萬兩)，是名副其實的世界首富。美國《華爾街日報》統(tǒng)計了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國人入選，伍秉鑒就是其中之一。

當然，也有些落榜的讀書人，屢考屢敗，屢敗屢考，比如范進，最后淪為精神病。另外還有一類，比如李自成、洪秀全，屢試不中，不得功名，干脆一氣之下走上造反的道路，做了起義領(lǐng)袖，不過這兩類落榜讀書人的選擇，幾百年才出一個，沒有代表性。